王者官人。必视国之要。杜诸户。一其门。安平则尊经术之士。有难则贵介冑之臣。夏殷周选士必于庠序。非其道者。莫得仕进。是以诱人也无二。其应之者亦一。及周之末。诸侯异政。取人多方。故商鞅患之。说秦孝公曰。利出一孔者王。利出二孔者强。利出三孔者弱。于是下令。非战非农。不得爵位。秦卒以是并吞六国。汉室干戈以定祸乱。贵尚淳质。高后举孝悌力田。文景守而不变。故下有常业。而朝称多士。及孝武察孝廉。置五经博士弟子。虽门阀二三。而未失道德也。逮至晚岁。务立功名。锐意四夷。故权谲之谋设。荆楚之士进。军旅相继。官用不足。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。设险兴利之臣起。番系严熊。罴等经营作渠。以通漕运。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。富者冒爵射官。免刑除罪。公用弥多。而为官者徇私。上下并求。百姓不堪刓弊。故巧法惨急之臣进。而见知废格之法作。杜周减宣之属。以峻文决理贵。而王温舒之徒。以鹰击敢杀彰。而法先王之术。习俎豆之容者。无所任用。由是精通秀㯋之士。不游于学。游于学者。率章句之儒也。是以昭帝之时。霍光问人疾苦。不本之于太常诸生。徵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。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。至于东汉。光武好学。不能施之于政。乃躬自讲经。肃宗以后。时或祖效。尊重儒术。不达其意。而酌其文。三公尚书。虽用经术之士。而不行经术之道。是以元成以降。迄于东汉。慷慨通方之士。寡廉隅立节之徒众。无何。汉氏失驭。曹魏僭窃。中正取士。权归著姓。虽可以镇伏氓庶。非尚贤之术。盖尊尊之道。于时圣人不出。贤哲无位。诗道大作。怨旷之端也。洎乎晋宋齐梁。递相祖习。其风弥盛。舍学问。尚文章。小仁义。大放诞。谈庄周老聃之说。诵楚词文选之言。六经九流。时曾阅目。百家三史。罕闻于耳。撮偫抄以为学。总众诗以为资。谓善赋者廊庙之人。雕虫者台鼎之器。下以此自负。上以此选材。上下相蒙。持此为业。虽名重于当时。而不达于从政。故曰取人之道。可以敦化。周书曰。以言取人。人竭其言。以行取人。人竭其行。取人之道。不可不慎也。原夫诗赋之意。所以达下情。所以讽君上。上下情通。而天下乱者。未之有也。近之作者。先文后理。词冶不雅。既不关于讽刺。又不足以见情。盖失其本。又何为乎。隋氏罢中正。举选不本乡曲。故里闾无豪族。井邑无衣冠。人不土著。萃处京畿。士不饰行。人弱而愚。夫古者以勋赏功。以才莅职。以才莅职。是以职与人宜。近则以职赏功。是以官与人乖。古者计人而贡士。计吏而用人。故士无不官。官无乏吏。近则官倍于古。士十于官。求官者又十于士。故士无官（后魏羽林士今万骑军功是也）。官乏禄。吏扰人。古者王畿千里。千里之外。封建诸侯。诸侯之吏。自卿以降。各自举任。当乎汉室。除保傅将相。馀尽专之。州县佐史。则皆牧守选辟。夫公卿者。主相之所任也。甸外之官吏者。又诸侯牧守之事也。然则主司之所选者。独甸内之吏。公卿府之属耳。岂不寡哉。所选既寡。则焉得不精。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。五服之内。政决王朝。一命免拜。必归吏部。按名授职。犹不能遣。何暇采访贤良。搜覈行能耶。时皆共嗤其失。而不知失之所以。故备详之。又曰。夫官有大小。材有短长。长者任之以大官。短者任之以小职。职与人相宜。而功与事并理。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。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近之任官。其选之也略。其使之也备。一人之身。职无不莅。若委游夏以政事。责冉季以文学也。何其谬欤。故人失其长。官失其理。是以三代之制。家有代业。国有代官。孔子曰。医不三世。不服其药。史墨曰。古之为官。代守其业。朝夕思之。一朝失业。死则及焉。是知业不代习。则其事不精。此周之所以得人也。昔羲氏和氏掌天地。刘氏代扰龙。籍氏代司史。庾氏库氏代司出纳。制氏代司铸钟。即其事也。后代以代卿执柄。益私门。卑公室。齐夺于田氏。鲁弱于三家。革代卿之失。而不复代业之制。医工筮数。其道浸微。盖为此也。故老子曰。圣人常善救人。故无弃人。常善救物。故无弃物。不善用人者。譬若使骥捕鼠。令鹰守肉。骥之捕鼠。终不可获。而千里之功废矣。鹰之守肉。死有馀罪。而攫撮之效没矣。夫裁径尺之帛。刻方寸之木。不任左右。必求良工者。裁帛刻木。非左右之所能故也。径尺之帛。方寸之木。薄物也。非良工不能裁之。况帝王之佐。经国之任。可不审择其人乎。故构大厦者。先择木然后拣材。理国家者。先择佐然后守人。大匠构屋。必以大材为栋梁。小材为榱桷。苟有所中。尺寸之木无弃。此善理木者也。

《洪范》五行，一曰水。其浸为海，其发源注海为江、河、淮、济，实惟四渎，而河为四渎宗。三王之祭川，所以先河而后海，为务本者也。岷山导江，导淮自桐柏，导沇水东流为济，其道里近。而导河积石，其道里远，且源壮而流激，故禹治四渎，功施于河为多。积石去中国既远，过此人罕至，至荒忽不可知。若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水经》，杂传记之说，概曰：河出昆崙墟。昆崙墟高万一千里，为地之中，而河出其东北陬。其上醴泉、华亭，多奇物，草木、鸟兽，尤不可考。至言河上通汉，见于牵牛客星之占。而《山海经》又有敦梦之山者，敦梦之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泑泽，河水之所潜也，其源浑浑泡泡。郭璞说泑泽盖盐泽，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，安取昆崙墟乎？然《山海经》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，其所记如此。虽《尔雅》亦曰：「河出昆崙墟，色白，并渠千七百，一川色黄」。太史公、班固皆以谓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崙山，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自张骞使大夏、穷河源之后，恶睹所谓昆崙者哉？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。今所论亦本《禹贡》导河积石及《周礼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载河所经，与后世堤防人事，迄于宋兴，使有考焉。《禹贡》：天下之州九，而河所道者四，曰雍、豫、兖、冀。孔安国说，冀以尧都，不言境。西距黑水，东据河，有州曰雍，故曰「黑水西河惟雍州」。西南距荆山，北距河，有州曰豫，故曰「荆河惟豫州」。东南据济，西北距河，有州曰兖，故曰「济河惟兖州」。雍州云西河，自西河以西也。豫州云荆河，自南河以南也。兖州云济河，自东河以东也。然则西河之东距雍、南河之北距豫、东河之西距兖，为冀州可知矣。故《职方氏》正西曰雍州，而《释地》河西曰雍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南曰豫州，而《释地》亦曰河南曰豫州。《职方氏》河东曰兖州，而《释地》济河间曰兖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内曰冀州，而《释地》两河间曰冀州。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，故或曰正西，或曰河西。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，故皆曰河南。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，故或曰河东、或曰济河间。冀州以其距雍、豫、兖为境，故或曰河南，或曰两河间。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，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。自《禹贡》、《职方氏》以考《尔雅》，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，而《职方氏》又曰东北曰幽州，其川河沛。幽州薄海，盖言其入欤？九州之地，雍、豫高而兖、冀下，幽州东北又下。而河起西北，所从来高，故其始犹委蛇稍南，及其下龙门，则流駃竹箭也。《禹贡》曰：「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南至于华阴，东至于厎柱，又东至于孟津，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，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」。自积石东流，至于龙门，始折而南者一，又折而东者三，又折而北者再，然后入海。其所涉之地八，此河经营中国之形。而秦晋之河曲战，《公羊》所以言河曲，疏矣，河千里而一曲者也。自张骞通西域，积石之西往往可纪。出玉门关有两道：一从鄯善，傍南山；一从车师，傍北山。皆被河西行，至莎车为南道，至疏勒为北道。而西域三十六国，皆在匈奴之西、乌孙之南，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六千馀里，南北千馀里。其河盖两源：一出葱岭，一出于阗，合而注蒲菖海。蒲菖海，所谓盐泽者也。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，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，意河源为出于此。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，广袤三百里。其水亭居，冬夏不盈耗，皆以为潜行地中，南出于积石，为中国河云。而《穆天子传》说：「天子饮于枝渚之中、积石之南河」。积石名南河，则与张骞所谓「南出于积石」者又类。而学者据经有「导河积石」，当为河源，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，故禹不治？而「导河积石」，特言施功自积石始，亦不说河源也。积石在金城西南，龙门在绛州龙门，厎柱在西虢，孟津在洛北，洛汭在巩，大伾在泛，降水在信都，大陆在钜鹿，其地皆可考。而《水经》诸家图河所道，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，又东流入塞，过燉煌、酒泉、张掖郡南，与洮合。过安定、北地郡，北流过朔方郡西，又南流过五原郡南，又东流过云中、西河郡东，又南流过上都、河东郡西，然后乃出龙门，而又南流至于华阴。故《吕览》说：龙门未开，河出孟门东大溢，是谓洪水。禹凿龙门，始南流也。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，至巩与洛合，而伊、洛、瀍、涧四水合流，所谓「伊、洛、瀍、涧既入于河」也。与济合成皋，与沁合武德，乃道黎阳、钜鹿而北播为九河，所谓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洁、钩盘、鬲津者也。此九河者废滋久，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远百里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，则徒骇在成平，胡苏在东光，鬲津在鬲县可知。以《尔雅》之次考焉，则徒骇最北，鬲津最南，而六枝者包其间。然郑康成谓九河，齐桓公塞之，同为一河，齐居东，信如康成言，塞其八枝以拓地，则自桓公而来，河所行盖独徒骇矣。而太史公、班固又皆称禹，以谓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二渠以引其河：一贝丘，一漯川。北载之高地，过洚水，至于大陆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勃海。二渠于《禹贡》无见，不知太史公、班固何从言之？「岛夷皮服，夹右碣石，入于河」。岛夷，海曲；碣石，海畔山。夹山之右，溯而入河，以达冀州，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。《地理志》：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。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，而河入勃海，盖汉武帝元光三年，河徙东郡所更注也。而言禹时河入勃海，何哉？周定王五年，河始徙，见于《周谱》，班固言之。又秦攻魏，决河灌其都，决处遂大，不可复补。去古逾远，移徙难得而考，而言禹酾二渠，又何哉？《孟子》曰：「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」。历三代无患以此。自荥阳下引河，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、济、汝、淮、泗会于楚。而禹功既微，齐与赵、魏因河为境，而堤防寖兴，弛障谷之禁，以邻国为壑，凿一孔，开百窍，如瓮敝漏，渐以不补，则后世河数为败，非天时也。汉而下，井源益烦，以漕以溉，甘利而昧害。东汇西引，河用屡窘，使不得一日安流，则狂怒衍溢，亦固其理。摭其著者言之：武帝时，郑当时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旁南山下至河；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。自是之后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。宣帝地节中，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，复穿渠直东。魏正始中，亦穿广漕渠，引河入汴。晋太始中，亦凿陕南山，决河注洛。隋仁寿中，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。大业中，复开通济渠、永济渠，以引谷、洛、沁水。开元中，避三门之峻，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，颇引以溉漕。而乱水之理，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。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时决酸枣，东溃金堤。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，而河之为患，因浸寻滋甚。元光中，徙顿丘，东南注勃海，决瓠子，东南注钜野。元封中，决馆陶，分为屯氏河。永光中，决清河灵鸣犊口。建始中，决馆陶、东郡金堤，又决平原，入济南、千乘。建国三年，决魏郡。贞观中，坏陕州河北县，毁河阳中潬。开元中，决博州、棣州。大和中，决棣州。开成中，决郑滑。乾宁中，圮滑州。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，若大雨霖，漂坏郡县，病人民，至不可胜纪。陵夷五代，以迄宋兴，岁屡败，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战国及秦，用兵不遑暇事河。而元光中，再决二十馀年，比塞辄复圮，兴役最大，《瓠子之歌》，其词哀焉。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，言河利害，大概十五家。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，其甚疏者一，其不切者一，其害焉者一，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，其可行无害者十。而十者之论，其详者曰贾氏。窃以谓汉治河尽此，故备论之。始决瓠子，田鼢奉邑食鄃。鄃居河北，河决而南，则鄃无水灾，言于上曰：「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彊塞之」。鼢要以为食鄃计，无意国事，而其言「未易以人力彊塞者」良可用。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。齐人延年言：「河出昆崙，经中国，注勃海，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。可按地图，开大河上领，出之胡中，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，北边不忧匈奴」。延年议闳大，然归于狂悖，且有天地则有此河，其行流有域，禹不能改，而延年欲改之，此甚疏者一也。谷永言：「河，中国之经渎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竭绝。今溃溢横流、漂没陵阜，异之大者也。修政以应之，灾变自除」。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？然天时人事，其应岂皆若符节？尧犹有九年之患，禹犹有四载之勤，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？此不切者一也。杨焉言：「从河上下，患厎柱隘，可镌广之」。上从其言，镌之裁没水中，不能去，而令水益湍怒，为害甚于故。是岁渤海、清河、信都灌县邑三十一。禹治水盖亦凿龙门，披山通道，至不可胜言。厎柱岂不可镌？而焉无其术，故壅阏为败。此害焉者一也。郭昌使行河，北曲三所，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，恐水盛，堤防不能禦，乃更穿渠直东，民便安之。后三岁，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，百姓寒心。孙禁以谓「可决平原金堤间，通大河，令入故笃马河。至海五百馀里，水道浚利，又乾三郡水地，得美田，省吏卒治堤救水」。二者其言异，而大概利害杂，故为说同。郭昌渠始通利，后不便，较然可知。笃马河在九河南，失水之迹，然以舒民财力为便。此或利或害者二也。自昔之患，以故道之湮，与堤防揵菑，与河争胜负，故凡言分河救水怒，与观水势复禹之旧、无与水争地者，其言皆可用，无害。冯逡为清河都尉，言：「郡承河下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两川，分为流也。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又其口所居高，于以分杀水势，道里便宜，可复浚，以助大河泄暴水」。屯氏河北塞宣房，北决所为，东北经魏郡、信都、渤海入海，盖近禹故道。会许商白不用，后果复决馆陶。李寻、解光言：「阴气盛，则水为之长，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，江河满溢。所谓水不润下，虽常于卑下之地，犹日月变见于朔望，明天道有因而作也。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。河欲居之，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」。寻、光要近于阴阳之学，而其言「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」，岂可易哉！张戎言：「河水重浊，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，今民皆引河、渭山川水以溉田。春夏乾燥，少水时也，故使河流迟，贮淤而稍浅，雨多水暴至，则溢决。而国家数堤塞之，稍益高于平地，犹筑垣而居水也。可各顺从其性，勿复灌溉，则百川流行，水道自利矣」。灌溉有不应导而导，堤防有不应塞而塞，戎之言可谓近古。许商说：「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见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去二百馀里，今河虽数移徙，不离此域」。商明算计，能商功利，且当是时，三河者庶计可索，惜乎其事不究也。韩牧以谓：「可略于《禹贡》九河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四五，宜有益」。王横言：「河入勃海，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。往者天常连雨，东北风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。禹之行河水，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《周谱》云定王五年河徙，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」。牧、横亦皆欲求禹之旧，求禹之旧固无不可，而岁久难识。迄于今，河移徙无常处。自冯逡、李寻、解光、张戎、许商、韩牧、王横七人，虽议各不同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，寻、光欲观水势，戎欲顺水之性，商、牧欲求禹之迹，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，故其言皆近。而横与平当、关并、贾氏之上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之方今，大较不能改也。平当言：「九河皆填灭，按经义治水，有决河深川，而无堤防壅塞之文。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，水迹难以分明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」。夫决百川距海，浚圳浍距川，见于《书》。且水因地以制流，故在《易》：「地上有水，比」。水行地上，乃有堤防，堤防之法为不得已。平当可谓能知经矣。关并：「河决率尝于平原、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。闻禹治河时，本空此地，以谓水猥盛则放溢，少稍自索，虽时异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难识，近察秦汉以来，河决曹、卫之域，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，皆空此地，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」。夫水所欲居，人固不能夺，始宅之，河又荡去。岁如是，曾不爱，独爱百八十里哉？关并可谓能知务矣。至贾氏之上策，不欲与水争地，盖与平当、关并之论合。其言曰：「古者立国居民、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，使秋水多，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，犹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啼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『善为川者，决之使道；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』。盖堤防之作，近起战国。齐与赵、魏，以河为境。齐作堤，去河二十五里；赵、魏亦为堤防，去河二十五里。虽非其正，水尚有所游荡。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迫隘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，期月而定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！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」。自禹迹废，由汉至宋兴，千有馀年。河决自黎阳而下，远者数百里，近者数十里间耳。故贾氏言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」。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。窃以谓贾氏之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诸方今，为久远虑，不能加者如此。至难者曰：「若如此，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」。盖贾氏亦能言矣。以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、辟伊阙、折厎柱、破碣石，堕断天地之性，至城郭、田庐、冢墓，此乃人功所造，何足言也？又以谓濒河十郡，治堤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徙之民，宜亦便利。自冯逡至贾氏十家，考之汉事与方今，其言皆可行而无害。然即目前之安，舒岁月之力，则诸家者皆能道。若夫始难而终易，暂劳而永逸，则王横、贾氏西山、黎阳之议，于今犹上策。至贾氏中策，言多穿漕渠，下策言堤防，盖无足道者。昔晁错议削六国，天下皆曰晁错愚，然汉卒无祸，赖错发之。夫必有大害，然后有大利，西山、黎阳何以异此？虽然，此可谓智者道，难为流俗言也。晋魏迄唐至五季，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，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，且载河所经受，为图上之，亦不及治河也。祖宗深悯河患，治遥堤，置使，置判官，开分水河为斗门，开减水河，在乾德二年、三年，太平兴国七年，淳化四年，景德四年，其事详于国史。而开宝五年诏：「澶、卫数州，霖雨荐降，洪河为患。每阅《夏书》所载，但言导河随山浚川，未闻力制湍流、广营高岸。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，小以妨大，私而害公，九河之制遂隳，历代之患未弭。凡缙绅多士、草泽之伦，有素习河渠之书，深知疏导之策，若为经久，可免重劳，并诣阙上书，附驿以闻」。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，圣谋远览，虑河之意，尤出上策，而天下未有应者。岂所谓为政善，因祸而成福、转败而为功，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？其后，景德中，李垂上《导河书》，言今魏县之左，河势东折，不如《书》说，北至于大陆，又亡其迹，盖周末失道，为衡、漳所湮矣。而《汉志》，禹所酾二渠，曰东为漯川者，乃今泉源赤河；曰北出贝丘者，乃今王莽故渎。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，盖独漯川。其一则汉决之，起观城，入蒲台，所谓武河者也。贝丘，王莽时既空，而澶、滑比多坏者，以地平不固。故欲河出大伾、上防、太行三山之间，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，引河北行微东，挟御河通王莽故渎。北经清丰、大名之西，历洹水东、馆陶南，而北合赤河，以通于海。起大伾、合赤河，盖五百七十里，两厓倍之，为一千一百四十里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，治新防三百里。为用力寡，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。其说九河故迹，皆在平原而下，独简河亡，则与许商、王横之说异。然垂之议，以谓河患率在澶、滑，未至九河则已决矣，九河奚利哉？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，以助杀水怒，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。事下任中正等，中正等言：「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，甚详，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，河湍激，难制其势，或合而一，恐不能各从所导。借使必为六，是有六河口也，堤防之功为难」。于是垂议寝。后用事者，往往言水利，以其无大改，更不皆载，独载孙民先奏。民先奏曰：「窃观旧河，两厓间相去数十里，而河流常薄西岸，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。今魏、恩、冀之西，相、邢、洛之东，皆古陂地斥卤，东西二三十里，南北数百里，其西薄西山，其东薄金堤，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。比河决，及御河、漳水溢，皆合流其间，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，可决王供水冲，使河行此地，过乾宁，合独流口以入于海」。民先议河，大较与李垂不异，世多言垂、民先议为近。又比岁卒溃小吴，而澶渊东故渠遂竭，河果自清丰、大名西派为三、四，乃东北注，髣髴如垂、民先所欲导云。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，三旬立塞，世皆以为才，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，故不记。与夫计向背、度缓急，版筑茭薪、水工河卒，岁储月积、增卑倍薄，凡河之近务，则有司存。

一曰无责全材。臣尝论之曰：圣人之用天下，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，下自一介之吏，等而升之，人自各顾负荷可用于世。才者常思奋其才，智者常思泄其智，一旦苟可以施为，则激昂驰骋，惟恐后时而不发。当此之时，天子优游于上，而天下之人奔走于下，大者则为之劳心以集其事，小者则为之劳力以济其职，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，疲弊辛苦，终其身而不倦。甚者蹈白刃，触汤镬，冒患难而不知辞。惟夫自以为无用于世，则气消意坏，虽有才智，久而散缓腐败，以至于枵然而无用。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。世之良弓，激而发之，一寸之镞可使有千步之势，弛而放之，与仆株朽木同。故圣人常以有用引天下，以为无用而自绝，则其可用盖无几矣。臣尝叹息唐八司马皆天下雄豪伟特之才，如柳宗元、刘禹锡，其所蕴藏盖百分未试其一。故其陵厉轩昂之气，虽忧深憔悴之中犹自见其文章议论而不可没；其精华果锐盘屈而低折，不得已而暴露于荒州僻郡之间，盖亦有过人者。而程异晚年复振，则唐之财用遂霈然。此岂可以不惜也？盖尝读《洪范》之书，以为皇极之道广大而不狭，宽厚而不苛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以用天下之术，颇可以推见于此，何者？有猷者，有谋略也；有为者，有胆力也；有守者，有志节也。有谋略者能画，有胆力者能办，有志节者能立。此不可不念也，故曰「汝则念之」。虽然，有谋略者或至于诈而不知正，有胆力者或至于纵而不知法，有志节者或至于执而不知惧，盖非天下之中道矣。虽然，茍未丽于恶者，亦不可以不受也，故曰「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，皇则受之」。嗟夫！皇极之道，非圣人孰能行之？荀彧、崔浩、张华、王猛之谋略，杜黄裳、李德裕、张柬之、郭崇韬之胆力，申屠嘉、张昭、窦武、何进之志节，此固硁硁者，有所不录也。臣闻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，深知赵普之贪、曹翰之横，而包涵覆盖，未尝见于辞色，故赵普、曹翰俱得以为名臣。自雍熙、端拱之后，用法愈详而责人愈密，盖其弊至于今有二：一曰记旧恶而不开其新，二曰录其暂失而不责其后效。且天下之士谁能无援而进者？陛下以天下之权付之宰相，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，而今之议者曰：「某人故相党也」。臣愚不知谁非其党欤。既斥其尤，则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与之更始，故臣以为莫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夫人一辞令之不当，一措置之不审，虽大智有所不免，而何必铢称寸量于其间。铢称寸量，则自公卿大夫以下，至于州县之丞尉，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，而非可以一二数也。故臣以为莫若略其暂失而责其后效。故夫天下之势要使轻重两适，其平而已。台谏者列善恶之实而致诸天子，天子者权善恶之宜而置诸士大夫，是以能平轻重之势。何者？台谏列善恶之实而处之以公，故人无邪心；天子权善恶之宜而行之以恕，故人无弃方。此所谓并行而不相悖者，然臣之论非所施于大奸慝也。

二曰无拘定制。臣尝论之曰：圣人之于天下，惟其我取必于人，而不能人取必于我，是以天下惟圣人之为听。何者？我取必于人则权在我，人取必于我则权在人。人主之所为奔走于天下者权也，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，则欲富者富，欲贵者贵，如执券取偿，其势不得不应。随其所欲而应之，则我之富贵有限，而彼之所欲无穷。置而不应，则鬨然有不平于其心，浮躁者则怨怒而形于色辞，而长厚者亦不免叹息滞闷而不能一日释其意，以为天子爵禄，彼当予我而我当得也。倚之以必予，而不予以为吝；计之以必得，而不得以为枉。故人主多负谤于天下，而天下多不尽力于其君。所贵夫圣人者，不牵于天下之私情，而附合于天下之公论。彼天下之私情，孰不欲富，孰不欲贵？而圣人一以公论概乎其间，必其有可以得富贵之理，然后遗之以富贵之资，故得之则释然有以自慰其意，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其中。自慰以坚天下欲为之心，自愧以作天下不为之气。臣尝读西汉《百官年表》，以为武帝规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，而其役用天下皆圣人不言之妙术也。张欧为中尉九年而迁，而宁成之迁四年，韩安国之迁一年；商丘成为大鸿胪十二年而迁，而田千秋之迁一年，田广明之迁五年。故臣以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迟速推。汉制，宰相之阙则取诸三公，三公之阙则取诸九卿。然而石庆之死，御史大夫当迁而不迁，而太仆公孙贺得之；公孙贺之死，御史大夫商丘成当迁而不迁，而涿郡太守刘屈氂得之；御史大夫延广之罢，九卿当迁者甚众，无何，取诸济南太守之王卿；御史大夫公孙弘之相，九卿当迁者甚众，无何，取诸河东太守之番系。故臣谓武帝之用人，有不可以次第度。彼武帝者，以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窥，则吾爵禄之权将折而归诸天下，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，而引之以不可穷之绪，使天下惟知爱之而为，为之而力，而终莫敢有所歆羡邀持于其间。此固武帝之所以为雄才大略也。迩者大臣之议，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数月，则悄悄然已有欲进之心，居之满岁，则汲汲然遂有必进之意，又少迟之，则凛凛然不可留也，是以故岁之诏定日月以为迁易之限曰：「将以沮躁进者之心也」。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浅深，不度高下，无故而迁，不愧不得而得不逊也，是以故岁之诏循序以为进擢之格曰：「将以塞侥倖之路也」。此二者其意则甚公而其名则甚美，然臣之所虑者，士大夫取必于朝廷之爵禄，而朝廷又自开其必取之门，臣之所不识也。夫天下惟不可为此必然之说也；为此必然之说，则人将有必然之心。今将致其力者，则先令之曰：「行百里予百金」。而未至于百里，百金固不可得也；至于百里，虽跛蹩者亦无以却之矣。其初欲以致有力者，而其终不能却跛蹩，此必然者之过。为今日之计，莫若参其才之优劣，揆其绩之高下，废置予夺杂出于必然之间。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，名之而不能议，然后有以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。夫使天子之爵禄而日月可以驯致，资序可以必得，虽童子皆能逆计之矣，而乌能以鼓舞天下哉！